分类： 好文摘抄

20150123,来源中证网
人民视觉

“今年你挣了多少？”“你们单位发了多少年终奖？”……年初岁尾，许多人在盘点一年来辛苦所得的同时，也再次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发出感慨。

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究竟如何？十八大以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各项政策有哪些成效？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的“牛鼻子”在哪里？如何把收入分配改革同其它领域改革有效协同推进？

本版将连续两期关注这一话题。

—编者

不容回避的现状—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

前不久，一位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一组照片在网上热传。照片中展示了复杂多样的北京，既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也有破败低矮的城中村；既有在儿童游乐场快乐玩耍的“中产阶层小花朵”，也有跟随父母卖菜、蹬三轮的孩子……虽然这场景不止北京，也不止中国独有，但仍令观者震撼、深思—我国的贫富差距现状到底如何？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

“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李实介绍，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

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说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实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李实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

复杂多样的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权力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哪些？

李实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刘元春认为，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比如说同为公务员，东部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公积金缴存标准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别，都会造成收入差距。”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李实分析说：“当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某些领域，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

专家认为，政府干预过多等，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垄断性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

“在诚实劳动和市场环境公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这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接受，如对教育投资较多的人能获得更为优厚的职业待遇。但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比如说富二代、穷二代，这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社会财富的更加的不公平。”刘元春表示。

分化趋势初步遏制—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基尼系数实现“六连降”，但“新常态”下缩小贫富差距面临更多挑战

刘元春表示，中国在过去的5年中，居民收入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2008年达到“峰值”后，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4万亿投资主要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带动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增长较快。再加上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投入都向农业、农村倾斜，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都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李实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在增加。因此，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二维效应”发生了作用，许多人一方面对富人收入增长较快不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收入增加感到慰藉，社会心态相对稳定。

但专家们也提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贫富差距的老问题、新情况相互交织，亟须更好地研究、应对。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强调‘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的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技术带来的创新驱动，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大，会进一步影响非技术、低学历、低技能人才的就业和收入。”李实认为，未来几年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增长较快，甚至有可能下降。如果不加快改革，统筹考量我国的就业结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可以预见到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

刘元春表示，贫富差距近年来还有一个新情况值得重视。“以往谈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核心。从2006年开始，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拉大，由于资本存量不公带来财富增量不公，比如说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房产快速增值。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经济生活的变动往往给富者带来发财的机会，给贫者带来损失。”

此外，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研究表明，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平均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还会影响到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赖以实现机会均等的制度和政策失灵，威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就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如果比较顺利一点，可能在5—10年我国就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否则将大大增加我们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李实说。

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链接)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显著。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之间，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2013年基尼系数约0.47。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较高，均大于0.5；非洲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都很关注贫富差距现象。根据联合国经合组织的统计，全球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50%下降到30%，说明全球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在拉大。国际上近年来关于节制资本、限制金融高管收入的呼声都很强烈，欧美等国家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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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摘自宋光明新浪微博。

来源：环球时报，原文链接：

4月8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就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发布案情通报，明确表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将依法追究故意杀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3人的刑事责任。通报中提到的“核准追诉”，是依据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7条新增的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将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从之前的14周岁，个别性地、有条件地下调到12周岁，为在司法体系内处理低龄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提供了渠道路径。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自披露以来，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讨论。案件细节的恶劣程度，超出了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印象，对公众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因此“严惩凶手”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不断低龄化的背景下，这起案件如何判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具有标志性意义。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的调整，正是通过这起典型个案被公众进一步知悉，这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示范意义。尤其在校园霸凌事件时有发生的当下，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也会起到警示作用。

审判机关作出司法判决需要根据严密的证据和事实，并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来进行，因为只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才能保障公平正义。同时，依法办案与回应舆论诉求并不冲突，河北省检察机关发布的这份通报，正是考虑到公众关切，在经过法定程序后，给出的一个明确答复。我们也相信，对此案的判决将是严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公众应对相关机构的专业性有着充分信心。

同时也要看到，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暴力犯罪是一个社会性难题，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对个案的严肃追惩之外，对未成年人不当行为的矫治要靠家庭、靠学校，也要靠整个社会来共同努力。将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才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涉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尤其是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发生，防止出现更多未成年受害者。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给家长们也提了一个醒：既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远离诸如校园霸凌一类的伤害，也要提醒孩子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触碰法律底线，防止因为一时纵容让孩子在不当行为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致滑入犯罪的深渊。从监护人和教育者的角度看，该案提供了诸多教训和镜鉴。在学校里，老师有没有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密切的关注；在校园外，孩子有没有接触到不良信息、结交到不好的朋友，等等，都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司法公正是在一桩桩具体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中体现出来的，这一次同样也不会例外。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让悲剧不再重演，让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社会每一个相关环节都不能缺位。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出炉。

近日，据教育部官网消息显示，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相比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474万，下降了36万人。而根据历史数据分析，从2015年起，考研报名人数逐年递增，从2015年的164.9万人上涨到2023年的474万人。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在连续递增8年后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

“其实，去年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的趋势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发现，考研报名人数的下降趋势早有苗头可循。以辽宁省考研报名人数为例，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突破15万，而在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下降为14.8万;此外，四川省2023年报名人数为25.8万人，相比去年仅增加了0.4万人左右。

“这说明大家越来越理智了。”在陈志文看来，过去部分学生因为就业难等原因，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但是当前，研究生学位增加明显，研究生要想找到满意工作也并非易事。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在学研究生333.2万人，比2012年增加了近一倍，其中，在学博士研究生50.9万人。硕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2012年的35%增加到2021年的58%，博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5.8%增加到9%。10年来，全国800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输送了60多万名博士和650多万名硕士。

此前，“211高校硕士毕业生在火锅店做保洁”的新闻登上热搜，引发大家对研究生学历价值的争论。今年，在北京约28.5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这一则新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学历加速贬值”的讨论。

陈志文提到，部分学生发现研究生毕业之后，就业未必会比本科毕业的同学要好，当年的选择与机会可能比今天更多，这种示范效应在放大，在综合考虑性价比之后，“考研不再成为最优选择”。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研究生的毕业要求不断提高。网上部分学生自嘲：“有能力考上，没有能力读完。”

2019年以来，教育部开展“学位挤水”行动，持续开展学位点合格评估，2014-2021年撤销103个学位授权点，196个学位授权点限期整改。此外，加大了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力度，不断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2020年，多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到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结构更加优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服务需求贡献卓著、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

与此同时，研究生学制延长的新闻也引发公众关注。今年，中南大学、陕西理工大学等高校发布学制延长信息，从2024年起，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延长至3年。

“考虑到国内外环境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就业形势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变得更加清醒，在就业问题上也就更加现实。”安徽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蔺跟荣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但是，研究生教育仍然是“高层次人才”和“科学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另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本科毕业生在求职的时候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部分学生选择攻读硕士研究生提高自身能力水平和学位层次，增强就业能力，“考研热”现象仍然存在。

部分网友对考研和考公的人数展开对比，发现考研报名人数下降约36万，而国考的报名人数增加约40万，由此引发“考研的人是不是转去考公”的争论。针对此争议，蔺跟荣认为，目前除了本科生，还有很多研究生也参加考公，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反映出当前学生就业更倾向于现实和平稳的就业选择。

在毕业的分岔口，学生要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陈志文认为：“这是每个人的个性化选择，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答案。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可以多一点拼搏奋斗。”

中国青年报北京11月23日电

实习生 凌子怡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记者 樊未晨

来源：中国青年报